3月28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发布，该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学生贺晓东和一批即将走出校门的大四同学拿到了一份特殊的成绩单。在这张成绩单上，有他过去4年参加的所有活动记录，每一次记录都对应着相应的分数。
13分，是一个让贺晓东满意的分数，因为已经超过学校规定的10分的最低限度。他相信，这个在校期间的“额外收获”，肯定会给他出校门找工作带来加分。
作为全国首批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发布试点高校，这份特殊的成绩单的颁发，是对外经贸大学从2012年开始推进团学活动课程化、团学工作职能化，探索构建共青团第二课堂课程体系的结果，也标志着这一全国学校共青团深化改革的重点项目从此将逐步深入开展。
什么样的活动才能助益学生发展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外经贸大学团委书记陶好飞都面临着一个困惑：到底什么样的活动才是真正对学生有用的？
在他的记忆中，每年学生组织的活动不少，他也曾为了丰富学生的大学生活，“大笔一挥”审批了一个又一个他自己都觉得不怎么满意的活动。
“学生评价如何？是否真正从中获益？符不符合他们的成长需求？”面对这样的问题，陶好飞没有答案，他甚至不清楚一个学年下来，学校各类学生活动总共办了多少场。“一场活动办完也就完了，好像并不能留下什么痕迹”。
娱乐化，碎片化，快餐式，这是陶好飞给以前的学生活动贴的标签，而对自身发展缺乏认知管理的大学生又往往容易去追随这种娱乐化的活动，陶好飞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
他曾经一度对一件事情“耿耿于怀”。
那个晚上，学校同时有两场活动，一个是著名院士讲如何学好数学的讲座，一个是小明星带来的娱乐活动。让他觉得惊讶的是，在可容纳千人的院士课堂上，参与的学生只有两三百人，而有小明星参与的活动现场却是人员爆满，甚至连过道都站满了人。
陶好飞意识到，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并不能够仅仅依照参与人数来衡量一场活动举办的成功与否，作为学校，更希望学生能够从参加的每一次活动中得到实实在在的收获，让学生们在活动中真正最大程度地得到锻炼和提升”。
在他看来，当学生兴趣和学生自身成长不一致的时候，学校团委就应该充当一个调节平衡的角色。“要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引导和教育，有规划地培养、服务学生，而不是被学生牵着走。团委不仅要改变学生活动碎片化、随机性强的特点，还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化学生活动模式，让我们的学生在大四出校门时变得更优秀”。
但是，改变学生活动娱乐化倾向太强的状况，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高校共青团如何有效融入学校人才培养格局？如何让高校团学活动更好地契合学生的成长成才需求？
这样的思考是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行的初衷，“学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活动？哪些活动对他们的成长发展是有高附加值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可视化可量化的结果”。
事实上，对于第二课堂成绩单的探索早在2011年就开始了。
那一年，对外经贸大学团委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调研。对校内93个工作日中涉及学生8万余人次、共计689项活动开展调研，随后，他们还对全国63所高校相关工作进行了调研。经过一年的调研，学校团委开始筹建新的团学活动体系。
2012～2013年，学校着力于对活动平台、学分考核和网络认证三大核心系统的框架构建，以及新媒体技术的研发和网络对接。2014年，在之前探索的基础上，学校对二三课堂进行了功能模块划分，团学事务一站式服务正式启动。
实行第一年就有学生提出“抗议”
对于这样一个还没有看到成绩的制度，最初，一些学生是抵触的。
“我们的一课堂本身任务就不少了，学校二三课堂又给加这么多任务，还要计算学分，哪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呀。”有学生这样抱怨。
这样的问题，是对外经贸大学团委办公室主任陈玲早就想到的。作为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主要参与者和设计者，她早就为学生们“算好了账”。
“每听一次讲座就可以获得相应类别的0.2学分，平时参加各类竞赛、志愿服务都可以获得不同分值的学分。4年完成10学分，平均下来，一学期参加的活动并不是很多，也不会占用他们太多的时间。”
而这样的情况在一段时间之后，学生们陆续拿到了一些学分时开始渐渐明白，第二课堂并不是他们的“负担”，而是一种可以让他们受益的制度设计。
贺晓东从刚进校就知道了学校开展“第二课堂成绩单”的相关规定，但是他坦言，大一并没有太多关注这个指导方案，更多时候会跟着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参加自己喜欢的活动。
到了大二，贺晓东查看“第二课堂成绩单”，他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学分还是空白，于是开始注意对于参加各个类别活动的平衡。
“有一次听了一场关于图书馆数据库使用的讲座，开始只是为了弥补自己在该类活动中的学分，但是去听了讲座才发现，原来学校图书馆数据库有这么多资源，后来在使用中觉得我们学校图书馆在这块的投入真是太赞了。”贺晓东说，“很多同学在大四写论文的时候才开始重视图书馆数据库，往往都不知道该如何熟练使用，大二下学期听了那场讲座，给我后来写论文查阅资料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法学院大四学生郑献恺在谈到“第二课堂成绩单”时也表示，自己在大一大二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平台的真正意义，只是简单地当作学校的一项任务去参加，而周围和他有着同样想法的同学也不少。
后来参加的活动多了，特别是参加完一些校外活动，有了对比之后，郑献恺不但感受到这个平台的便捷，而且开始理解学校这么做的目的。“这个平台可以很好地把学生个体和组织对接起来，我们能从中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他说。
除了学生的“抗议”“怠慢”，在推行“第二课堂成绩单”的过程中，陶好飞和同事们还面对着更多的困难。
单是一个选课系统，就让校团委伤透了脑筋，“学生怎么选，怎么记录，学生来不来我们怎么才能知道？”
为了开发出适应的选课系统，陈玲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个日日夜夜与技术人员在会议室里就系统的需求进行反复沟通。
“看似一张成绩单，背后却涉及相关机制体制的协调、多个部门配合等问题。如何选课、记分、评价？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网上平台。”陶好飞介绍，“我们的人员少，开始资金也很有限，实行最初，困难还真是蛮多的。”
根据学生需求推出个性化活动
如今，对外经贸大学已经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到目前为止，活动平台系统整合搭建了思想引导、通识教育、国际培养、校园文化、社团活动、实践育人、学术科研、志愿服务、就业创业、菁英成长十大平台，每个平台都下设多种不同的活动，每个活动对着相应的学分值，学生可在学年的任何时期选择想要参加的活动。将学生二三课堂参与评估从隐性考量方式转变为显性考核，量化设置学分考核系统，由必修课8学分（校园活动类、社会实践类、志愿服务类）加选修课2学分（学术科研类、学生竞赛类、学干培养类）的构成模式，升级为，必修课9学分加选修课1学分的构成模式，将学术科研类活动的参与，调整到必修课学分考核项。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学分并不与保研、奖学金等校内激励机制挂钩，“我们不想做任何功利性引导，希望遵循他们的兴趣，按照有益于他们成长成才的需求来发展。”但是成绩单也规定了保底制度，4个学年下来，每个学生应该修够10个学分，“修不够不予毕业”。
而在“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实际运行中，一些问题也在不断调整完善。
比如，在开展“第二课堂成绩单”的过程中，有些学生有学习某项小技能的需求，他们并不是某个社团成员，只是单纯地对社团某项活动感兴趣，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技能。
对于这样于学生有益处的需求，“第二课堂”平台及时作出了回应，“惠学微课堂”应运而生。“鼓励和支持一些具备相关技能的同学，组织开设相应的课程，通过这样一种朋辈教育的方式开展活动，开课方和上课方都能拿到相应的学分，效果非常不错。”陈玲说。
“第二课堂”不仅做加法，有时候也做减法。“对于一些带商业性质的活动，我们觉得既浪费学生精力，又对他们成长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砍掉。”陶好飞说。
陶好飞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制度，能够使学生活动得到良性调节。比如，会适度减少娱乐性活动，减少一些轰轰烈烈、只有少部分人参与、大部分学生当观众的活动，代之以可以满足个性需求，使更多学生可以参与的活动。“理论双周会就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活动，每次活动人不多，在会议室里就一二十个人，对当下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但每个人都有发言分享的机会”。
学生们也能体会到参与其中的乐趣与收获。
“比起成绩单上的分数，我觉得更多的收获是在参加活动中体现的。”郑献恺说，志愿服务平台对自己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大学4年里，他几乎没有间断地参加了不少志愿服务活动，感受到自己作为志愿者对于别人的存在价值，在助人的过程中收获的快乐对他来说并不是分数可以代替的。如今他已经决定，申请在毕业后加入到“研究生支教”队伍中，去西部锻炼一年。
“思想引导平台不仅有‘又红又专’的传统项目，也有专为我们90后设计的青春讲坛类课程……学生科研和社会实践平台让我发现了课堂之外专业的更多可能，我通过独具创意的方案获得了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一等奖，我也曾拜访时尚和生活方式领域内的20多个初创企业……运用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在感兴趣的领域发挥价值，是最让我幸福的事情……”在“第二课堂成绩单”发布仪式上，国际商学院的大四学生宫依潇这样说。
在“第二课堂成绩单”的运行过程中，收获的不仅是学生，还有校团委。
“让我们的高校共青团组织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了，从以前的‘活动团’逐渐转变为‘职能团’。我们的第二课堂活动开展得井然有序。网络新媒体技术对共青团工作的全方位改造，使学生工作更精准化。每场活动中学生的参与情况、活动后的评价反馈，一目了然。”陶好飞说。这种变化让他们更了解学生的需求，更掌握学生的特点。
“我们会通过大数据的分析知道学生的群体需求，比如我们知道男生更喜欢学术类的活动，女生则喜欢文艺类的活动，金融或者贸易类专业的学生更欢迎学术讲座。”陈玲说，有了这样的数据分析，校团委就能有的放矢，开展活动更有针对性。
“深化高校共青团改革的一个方面就是服务+引领，单纯服务只能让学生一时爱，不能永久记，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使团学活动能够让学生长远受益。”陶好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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